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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依法審判為何遭到輿論“炮轟”
發布時間:2019-08-26 16:24 星期一
來源:法制網

□ 法制網付萌 車智良 尹斌

- 排列三的直选推算方法張扣扣案、明經國案、聶李強案,以及多起“反殺案”“仿真槍案”,這些引發輿論高度的案件中,部分可能確實存在司法瑕疵引發質疑,但更多的情況是,法院的依法審判卻遭輿論“炮轟”。本文收集多起近期此類審判誤讀類案件,進行特征分析和輿情解析,并據此提出輿情建議,為存在類似困惑的政法機關提供參考。

案例分析發現,法院審判誤讀類輿情事件存在以下五方面特征。

“賠償/諒解+輕判”引發“用錢買刑”質疑。惡性刑事案件,尤其受害人涉及未成年人等弱勢群體時,公眾出于激憤心理,呼吁嚴懲犯罪分子的聲音高漲。法院一旦出于賠償諒解、主動認罪等情節考慮,對犯罪從輕處?;蚣跣?,均會引發大量不滿聲音。聶李強案中,陜西省高院二審對案件民事部分進行“背對背”調解,聶李強家屬答應賠償90萬元,聶李強最終由死刑改判為死緩。輿論場中,媒體、自媒體紛紛發文指責此舉是“花錢買命”,認為刑事賠償和被害人家屬諒解都不是減刑的正當理由,呼吁法官釋法,解答公眾疑慮。江西宜春市男子強奸未成年少女獲刑四年、吉林長春一戒毒所副調研員性侵12歲少女獲刑六年等案件中,辦案法官同樣出于“賠償認罪”等情節考慮,對被告人予以從輕處罰,引發大量質疑。

“情節惡劣+不判死刑”被指法律難懲惡。有些案件中,法院依據相關規定作出從輕判決的考量,但因為案情惡劣,輿論在弱者同情的心理推動下,并不認可法院判罰,而是呼吁法院從重從嚴。如在湖南永州女子196刀刺死閨蜜案中,兇手的兇殘程度震驚輿論場,永州中院的死緩判決自然招致不滿。永州中院隨后解釋稱,案件系同性情感糾紛及經濟糾紛引發的殺人案件,且被告具有坦白等從輕情節,因此作出死緩判決。從法律上講,法院的從輕判決有其法律依據,但由于犯罪手段殘忍,公眾對判決的認可度較低,認為法院判罰無法震懾犯罪。與此同時,律師等專業群體觀點的分化也刺激了網民不滿情緒的宣泄。

“私力復仇+死刑”不符樸素正義。相較于司法理性,輿論價值則顯得更為感性、樸素,有時候可能與司法理性背道而馳,導致合情合理不合法的爭議出現,這種情況下,輿論反而會質疑法律的合理性。陜西張扣扣案中,案件曝光之初就被媒體定性為“為母報仇”,相當數量的網民對張扣扣持同情態度,質疑法院判罰過重的聲音也貫穿輿論場始終。類似輿情特征在此前上海楊佳襲警事件、沈陽小販夏俊峰刺殺城管等事件中也有出現,當事人都是在執法者侵害自身利益后進行私力報復,公眾出于樸素正義觀將這些事件等同于“反抗”“復仇”,一旦當事人被判重刑,法律觀念與樸素正義的較量中,樸素正義常占據上風。

“弱勢抵抗+重判”沖擊同情心理。在涉及強拆、“反殺”等類案件中,因當事人本身處于弱勢地位,其傷害動機又是維護自身權益,網民會先入為主對當事人抱以同情和支持。江西農民明經國“鏟殺”鄉干部一事發生后,大量網民認為明經國系被逼無奈,該案一審結束后,法院審判長向公眾闡述了案情細節,以及明經國案不構成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的原因,獲得媒體、專家認可,但網民卻猜測此案“另有隱情”。江西省高院二審維持原判后,仍有大量網民站在明經國一方,呼吁法院對案件中的拆遷行為準確定性,對明經國從輕處罰。與之類似,“反殺案”中被挑釁、被威脅一方處于弱勢地位,常引發公眾同情,即使他們反抗的行為過于極端,同情心也會影響輿論判斷。

“小案件+重判”被誤解為法律“找茬”。近來,頻繁引發誤讀的案件還包括涉仿真槍案件、涉?;ざ參鋨訃?,由于此類專門法律的普及率有限,公眾眼中的“小案件”常是違法,甚至犯罪行為,法院依法作出判決后,因結果與公眾的期待有較大差距,也容易產生誤讀。例如,“河南郵寄員郵遞氣瓶被認定槍支零件獲刑8年”及“山東男子仿售發令槍獲刑116個月”兩起案件中,盡管法院對辦案依據進行了詳細解釋,但仍有多數網民認為我國法律對槍支的認定過于嚴苛。法院審理中,“明知散件可能被改裝成槍支”的說法也給公眾留下了“故意認定”的觀感。普通人不了解其中標準,無法認定相關行為是否違法,卻普遍持“小事”“沒事”等無所謂的態度,如果法院認定違法反而被認為“故意找茬”“借機報復”。

分析認為,造成這種司法誤讀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四方面。

現代法治與傳統文化出現理念碰撞私力復仇、行俠仗義等中國傳統文化倡導的價值觀與現代法治精神存在部分背離,以張扣扣案為例,在媒體、律師宣揚其“為母報仇”的行為動機后,公眾在情感上同情他,在認知上將其行為等同于“正義”,因此難以認同法律對其“故意殺人”的認定。傳統文化積淀千年,很多思想已經潛移默化為思維模式,網民在對事件進行評判時,常下意識地作出經驗認定,不能全面了解、理性看待,致使易被片段化的復仇、行俠等情節誤導,作出與現代法理不同乃至相悖的判斷。

媒體、律師等首發信息“貼標簽”。心理學上“首因效應”強調事件第一印象對認知、態度的重要影響,在輿情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中,事件的第一篇媒體報道、自媒體熱文對事件定性的影響巨大。以2014年引發輿論震動的于歡案為例,南方周末首發報道《刺死辱母者》中對“威逼”“辱母”等情節的描述,給于歡貼上了“護母”“反抗”的行為合理性標簽,讓公眾質疑于歡無期徒刑的一審判決,并伴有強烈的不滿、憤怒情緒。之后法院通過二審改判、釋理說法等處置讓輿論回歸理性,但首發報道對于案件的走向還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影響。明經國案的“反抗”標簽,以及張扣扣案的“為母報仇”標簽等,都存在類似現象,公眾在首發信息的“標簽”作用下已經固化了認知,致使后續信息引導較難發揮作用。

  惡性案件中從輕情節“零容忍”。法律講究“罪罰相當”,即使是同一罪名,根據情節的輕重也存在從輕、從重處罰的情況。在惡性刑事案件中,按照法律規定,積極賠償、獲得諒解等對事件后果的彌補可以作為從輕判決的依據。但公眾往往只看到案件的惡劣情節和嚴重后果,無法理解類似惡性刑事案件中的從輕情節,導致衍生出“司法包庇”“花錢買刑”等揣測。

 同案不同判形成司法不穩定認知。于同類案件,各地由于對法律的理解存在差異,常出現同案不同判現象。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主要在兩方面。一方面,司法的自由裁量范圍較大。比如在各類“仿真槍”案件中,“仿真槍”的認定標準存在不統一現象,同類物品有的被認定為“仿真槍”部件,有的則不被認定,導致輿論判斷出現混亂。另一方面,類似案件的認識錯位。部分案件表面上相似,但實際情節卻相去甚遠。在各類“反殺案”中,雖然均有受到威脅后反抗的情節,但反抗時間、反抗方式、反抗強度等細節千差萬別,法院可能綜合考慮后得出結論,但在公眾眼中可能均以“反殺案”歸類,并與“昆山反殺案”這一引發強烈關注的典型案件類比,進而產生“判罰差異大”“司法不穩定”等錯誤觀念。

為破解審判誤讀類輿情對司法公信力的損害,司法機關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通過過硬的審判和有力的引導改善輿論觀感,凝聚法治共識。

錨定敏感案件,輿情布防做出“提前量”。案例分析發現,“賠償/諒解+輕判”“情節惡劣+不判死刑”“私力復仇+死刑”“弱勢抵抗+重判”“小案件+重判”五類案件容易引發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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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閱讀請參見《政法輿情》2019年第30期)



責任編輯:王千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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